从极光下的布迪尔黑教堂,到地中海沿岸的中世纪古堡,从“河流之王”亚马孙河,到“世界干级”阿塔卡玛沙漠……五年时间,他飞越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记录下“世界尽头”的生命脉动。
开启“上帝视角”,世界有何不同?纵贯赤道极地,航拍何以持续?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环球旅行家、航空/航拍摄影师超侧卫,探解如何“飞越世界尽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五年时间里,航拍了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为何选择无人机拍摄?
超侧卫:选择航拍,除了因为喜欢,还在于,航拍可以呈现不同于平面的视角,从地面上的二维取景上升到空中三维取景。我这本书的名字“飞越世界尽头”,就是指延伸至人所不能及的尽头、攀升至人所不能及的高度。
无人机作为摄影师眼睛的延伸,诸多无法攀登或抵达的山崖,也成为镜头的落点,而且想选哪个角度都可以。我希望能吸引大家去探索世界,同时又不剧透太多,有朝一日大家可以实地去走走。
异星奇景般的冰岛黑沙滩。超侧卫 摄而且,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生活的城市俯瞰是什么景象。航拍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角,能给大家提供新的视角,看看自己家乡。
我在格陵兰岛航拍到鲸鱼后,把视频导到手机里给丹麦船长看。俯拍后鲸鱼特别大,看得特别清楚。船长很兴奋,他说捕了一辈子鲸鱼,从未像这样用“上帝的视角”看鲸鱼。
鲸鱼妈妈带着小鲸鱼游过。超侧卫 摄在苏格兰北部时,我们曾入住一座私人城堡——都灵城堡(Turin Castle)。傍晚我一边吃晚餐,一边遥控放飞无人机。城堡女主人伊冯娜(Yvonne)看见无人机屏幕,问这是什么这么漂亮,我说这就是你的城堡,女主人非常吃惊。那时夕阳正好刚刚出现,她让我把无人机悬停在古堡上空,自己和管家飞奔去各个房间把灯全部打开。直到现在,伊冯娜的都灵城堡官网上还放着我航拍的那张照片。
都灵城堡女主人把城堡所有灯光都开启。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以无人机视角俯视各地景象、各座城市,带来哪些特别感受?
超侧卫:无人机提供了很宏观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在西藏时,我路过一座非常漂亮的雪山。我把无人机升起来飞过去,看到的景象令我非常震撼。山上的冰川跟冰岛相似,冰岛的冰川沟壑纵横,是一条一条裂缝;这里则是一圈一圈,非常像地理书上的等高线。在这些地球的年轮里,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它一圈可能就是几千年。
冰川之眼。超侧卫 摄借助无人机,还能窥见城市的发展。从空中看欧洲一些地区,可以看到古城和新城的发展差异、古建筑和新建筑之间的风格差异。例如,俯瞰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能明显看到杜罗河将波尔图老城和加亚新城一分为二。
红顶房屋组成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城,被宝蓝色的亚得里亚海环绕,可以直观感受到“亚得里亚海之珠”名字的由来。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有的地方您会多次前往进行拍摄,其中有变化特别大、使您印象格外深刻的地点吗?
超侧卫:就是冰岛。我前后去了三次冰岛,冰岛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步消失。20世纪以来,冰岛平均气温逐年升高,冰舌融化退却,就算在冬天也难以结成冰。从航拍来看变化非常明显。
浮冰跟随水流渐渐漂流入海,进入广袤的大西洋。超侧卫 摄也有风景因为自然原因而消失。马耳他景点蓝窗,《权力的游戏》拍摄取景地之一,HBO拍电视剧时蓝窗还在,我去的时候蓝窗已经坍塌。2017年大风把它吹没了,很著名的自然景点就没有了。
塞尔维亚德里纳河上,“世界上最孤独的房子”。超侧卫 摄未来,我想尽可能去拍一些国内外对比的风景。很多国外风景都能在中国找到极其相似之处,且中国不输外国。之前我在智利拍的七色山,有网友跟我说像张掖。新西兰“牛奶湖”普卡基湖,西藏的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比它更像牛奶,且有一种独特的天域之美。
羊卓雍措上的一座小岛从空中看像是“地球之心”。超侧卫 摄我之前想拍沙漠,但阿联酋、撒哈拉、摩洛哥都不能用无人机,后来,反而是在新疆吐鲁番鄯善老城南端拍到了。库木塔格沙漠,号称是世界上最靠近城市的沙漠,从鄯善县开车5分钟就能抵达。
库木塔格沙漠以风沙地貌类型齐全和沙丘的轮廓清晰、层次分明为风景特征。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您在《飞越世界尽头》书中谈及,最艰难的一次航拍是在格陵兰岛拍摄鲸鱼。不同地理气候环境下,航拍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超侧卫:拍自然界的东西,难点在于无法预期。特别是拍摄动物,除了跨越千山万水,到达其活动区域以外,还要不惊扰它的正常活动,才能拍到自然状态下生命最原始的样子。整个自然条件,包括动物的习性条件,摄影师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只能靠蹲守,这个是最辛苦、最具挑战性的。其他的只要你能抵达场地,适应环境,问题都不是太大。
布迪尔黑教堂下欣赏极光是最幸运的事,追逐极光不仅要天时还要地利,一个完美的前景是拍出极光作品的基础。超侧卫 摄我们去格陵兰岛拍鲸鱼时,带了3台无人机,9块电池,才拍到一些难得的画面。鲸鱼每次浮出海面呼吸间隔约20分钟,无人机的电量也就20分钟左右。看到鲸鱼呼气,再去升无人机根本来不及,所以只能先把无人机升起来,凭借鲸鱼呼气喷出的水柱,判断出大概位置后,马上操控无人机去追。一块电池最多只能拍到一次,完全靠赌运气。
鲸鱼出水呼吸后潜入海底高高翘起尾鳍。超侧卫 摄提前选点和即兴拍摄,可能是4:6的比例,但偶然成分更多。若提前跟导游知会一声,导游会提醒适合无人机拍摄的景点,帮忙协调放无人机的场地。但大部分情况是,你并不知道会拍到什么样的画面。此外,考虑到电池电量有限,需要提前规划,作出取舍。
圣约翰教堂是芬兰最大的石砌教堂。超侧卫 摄玩无人机的都说,没“炸过机”的就不算好摄影师。我“炸了”五六台无人机,撞山也遇到过。
中新社记者:身为航空专业毕业生,您为何从航空工程师转行做航空媒体?
超侧卫:我做机务时,比较喜欢用相机拍飞机。后来,机缘巧合下,去新浪做了中国第一个航空频道。做了几年后,我发现航空领域专业鸿沟非常明显。外行人可能对航空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误读,而航空行业人士,有时太深入专业,反而难以用简洁的方式把一些概念向大众说清楚。
我从事航空媒体,包括现在做自媒体,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呈现航空领域内容,主要是想基于我对航空业的了解,把这些看似高深的东西,通过简单的语言普及清楚,让大众了解、理解这些知识,甚至将来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航空行业。
在世界最大的客机空中客车A380的驾驶舱上俯瞰广州夜景,远处的广州塔清晰可见。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您曾一人操控5台设备,记录下6架国产C919大飞机“大象漫步”等精彩时刻。航空/航天摄影特别是空对空摄影,和其他摄影类型有何不同?
超侧卫:航空/航天摄影跟普通摄影最大的区别,在于有很多要素制约你靠近被拍的物体,甚至于你不能在公开、特殊的地方进行拍摄。航空/航天摄影,最重要的其实是资源。能把相机放在哪个位置拍,需要花费80%的精力。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空对空摄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航空摄影题材。要拍在天上飞的飞机,需要距离很近,这时你需要租一架飞机,把舱门打开,然后让被拍的飞机靠近。这个需要协调更多资源。
航空/航天摄影师必须得到官方许可,这需要很强很深的积累,大家都知道你的经验和技术都到位。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可以远程遥控相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行拍摄,这样,官方允许我们把相机放在离火箭五百米或一公里的地方,近距离拍火箭。
去年拍摄C919“大象漫步”时,我操纵5台无人机去拍飞机,本来在很多机场是不允许的。机场就是禁飞区,这是最先决的条件。同时,你的无人机不能靠近跑道,飞机滑过来之后,万一无人机掉下来就会影响飞行。
C919飞机“大象漫步”。超侧卫 摄6架飞机滑过来时,我只有1分钟的窗口期,错过这1分钟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这时对自己的技术、手的灵敏度、脑子里提前构思好的画面都要有非常精细的了解,一旦上去就能搞定。7倍光学变焦等同于162毫米的长焦镜头横越6架漫步的C919,就是我一直最想要的画面,全程手动控制且仅有一次机会,终于不辱使命。(完)
受访者简介:
超侧卫(本名陈诚),资深媒体人、环球旅行家、航空/航拍摄影师、《罗博报告》航空专家、中国民航大学校外辅导教师、独立航空撰稿人、航空业意见领袖,微博2020十大影响力航空大V。足迹遍布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最北深入北极圈、格陵兰、冰岛,拍摄大量图片及视频影像,著有摄影专辑《航空盛宴》,操纵无人机航拍飞行总里程超2000千米。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